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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刑事程序法治研究新发展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采集侠 2019-03-15 04:46

  新时代刑事程序法治研究新发展

  ——2018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

  │卞建林* 陶加培**

  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总结成果的关键时期。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刑事诉讼法学领域学术研究主要围绕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问题、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相关问题、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证明理论与证据排除规则、检察机关改革与发展等问题而展开。

  一、2018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回顾

  (一)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问题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检察机关反贪、反渎等职能转由监察机关专责承担。自监察机关专责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权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察调查程序如何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有论者强调,由监察机关实际承担原由检察机关承担的反贪、反渎等职能,必然产生职务犯罪调查与审查起诉及刑事审判的业务衔接问题,必然产生监察委与检察机关及审判机关的工作协调问题。研究监察委与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具有重要意义。①

  关于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学者强调,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都是我国基本法律,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②还有学者认为,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制约。这种关系体现在由法院最终行使审判权和定罪权、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由执法部门解决关联案件管辖与强制措施的执行问题等多方面。③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关键是证据适用问题,其集中体现于监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之中。有学者从法律文本出发,详细探讨了关于明确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资格、理清监察取证程序应遵循的实质规范以及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范围等相关问题。④还有学者从“以审判为中心”的视角出发,提出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中,要遵循证据裁判原则、贯彻直接言词原则,要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还要注重对人权的保障,严格排除非法证据。⑤

  (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相关问题研究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刑事诉讼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⑥对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问题,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值班律师制度等方面。

  1.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设了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将试点中形成的成功经验、有益做法通过立法层面加以认可和巩固,完善了中国特色刑事诉讼法治。

  有论者强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首先是认罪认罚案件与不认罪认罚案件分流后的产物,在认罪诉讼简化程序体系中有别于简易程序、和解程序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我国混合式诉讼程序体系中的独立部分。⑦也有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展开,认为未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案件,但协商应当以量刑为限,不得涉及定罪问题。应赋予有量刑建议权的检察机关协商启动权,保障法官中立行使协商认定权,同时充分保证当事人的协商参与权。⑧还有学者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对德国刑事协商制度的经验进行理论反思,以期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体包括厘清“实体从宽”“程序从简”的正当性基础,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参与主体之角色,探索进一步简化诉讼程序的可能。⑨此外,有学者还探讨了侦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可行性,认为它是由我国现阶段侦查水平决定的,也是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时有效惩治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司法公正效率”这两大价值目标的需要。⑩

  关于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方面,有学者认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坚持法定证明标准,并不妨碍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就证据较为薄弱的案件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进行认罪认罚协商,检察机关必须遵守底线要求并提供必要的程序保障;也不意味着法院不可以根据案件特点、证明对象的不同进行灵活把握;更不意味着把法庭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简单地适用于审前阶段,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心证门槛不能降低。11还有学者提出,当认罪协商失败后,对被告人的认罪陈述应当限制使用,通过不正当协商方式获得的认罪陈述应当排除。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应兼顾传统刑事诉讼原则与此类案件审理程序上的特点,分层次、分类型地进行设定。12